当今中国城市居民日常的一天是与扫码交织在一起的，出行使用公共交通码，吃早饭和买菜就刷支付码，进入公共场所则需亮出健康码。即使是处在非移动的状态中，扫码仍是频频发生的动作，工作、学习、娱乐、消费、就医等，都离不开扫码。早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的2018年，主流媒体就报道称扫码已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随着5G网络的发展和物联网时代的全面到来，二维码的入口价值将得到进一步放大……人、事、物等每一个连接对象均可分配二维码做唯一标识，从而实现万物互联。”。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极大地推动了二维码在各种社会场景中的应用。
腾讯《2020码上经济“战疫”报告》称，扫码“是疫情中政府治理、企业运营、社会服务、个人生活的有力支撑”。在疫情最为吃紧的2020年1月23日到5月6日期间，政企个人总用码量达1400亿次。微信扫码具有三个主要特点：强渗透，突破时间、空间限制；深下沉，人群全覆盖；低门槛，成本低、门槛低。在人与人之间的身体接触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形下，扫码成为“无接触沟通”的重要方式。其中最令世人惊奇的是健康码，可说是数字技术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意外产品。腾讯健康码在上述不到4个月的时间段内，覆盖人口10亿，亮码人次90亿，访问量260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得到缓解后，二维码应用非但没有因为身体接触限制的大范围解除而下降，反而出现更广泛的快速增长——截至2020年12月，全国健康码累计申领近9亿人，使用次数已超过400亿人次， “码上生活”成为一种与线下生活融合并存的常态。扫码在中国城市生活中的普及化，正应和了数字技术研究者对当下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一个判断：“代码：软件正在吞噬地球。”
所谓扫码，可理解为人类凭借数字技术接入代码软件系统的媒介实践，这个以秒计算的数字行为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意义。代码研究者指出，“仅仅把支持社交网络和社交媒介的代码称为‘社会媒介’——这是常有的倾向，这样的说法是危险的短视行为。” 可见，扫码的社会性不仅仅局限于人类的社会交往。要解释扫码，就必须从理解代码软件开始。“什么是软件？软件由一系列代码组成——包括指令、算法等等，当有相应的输入时，可以生成规则和程序，承担复杂的数字功能。” 码的出现，源于数字技术对数据的大力开掘。数据不只是根据某种观念或设定对世界进行抽象，而是积极地参与构建了世界本身，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智能交通，智能交通系统依据实时动态数据，调整管理方式，影响交通行为，行为产生的数据又重新被纳入系统的运行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不只经由基础设施生成数据，还永远在被数据重构的过程中。
有学者概括了代码的特点，诸如：使得物可以接入信息系统，人类迈向一个可以被机器全面读取的世界；提供了一种通过抽象、计算、分类来生成信息和知识，进行管理和分类的方式；连接了不同类型的数据和过程（比如不同的码涉及相应的技术标准、设备、应用的方式等等），码提供了一种理解和处理人、物、信息等构成日常生活的实体和过程的方法。 因此，码作为一种媒介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代码优待一种新的有机体，一种整体论的新视野，以及人与非人主体积极的相互联系，借以和自然空间联系。”所谓新的有机体，指维纳控制论描绘的有机体的人与无机物和环境相打通而构成的新系统，在这个新型反馈系统中，码就是系统接口，扫码即意味着人之主体接入到系统中，汇入数据之流，在系统中实施即时的交互行为。
代码软件与城市勾连，呈现了媒体城市的一种新形态——可编程城市。有学者这样描述可编程城市的原理和状态：“代码在许多层面存在。它分布并嵌入许多复杂的社会技术基础设施里；它在高阶语言和界面元素的基础上工作；它与专业实践、工作和通信动态整合一体；在微观互动层次上，代码与导电材料和非导电材料的物理属性一道运行。如此，我们开始理解计算机本体论（‘世界的可编程性分析’）如何并为何与我们建设文化、社会、经济和商务具有越来越大的相关性。” 可编程城市的要点在于，代码软件“再也不能只被视为一种工具，而是要重新被视为人的构造部分”。这可以理解为，代码软件正在生成人类世界，如此，也正颠覆性地重写着媒介与城市的关系。
回溯媒介与城市的历史，这种变革的意义得以彰显。媒介与城市之关系，是理解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线索。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文字（媒介）与城市，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两大象征，是人类最伟大、最基础性的发明。大众媒介、城市及其关系是现代性的重要构成。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 R.E.帕克（Robert Ezra Park)，将报纸视为构成城市的首要因素，“交通和通讯、电车和电话、报纸和广告、钢筋水泥建筑和电梯——总之，这些促使城市人口既频繁流动又高度集中的一切——正是构成城市生态组织的首要因素”。由此，芝加哥学派将媒介视为解决现代性大都市危机的方案。所谓危机是指，城市居民在实体空间和信息、观念两个方面的双重离散导致的个体原子化。因此这个解决方法的要义是，凭借报纸的文字抽象符号传递信息之功能，使之成为凝聚城市共同体的整合工具。这个结构功能主义的媒介勾连城市的思路，成为主流传播学的理论预设，此后的大众传播学虽历经电子媒介的更迭，但基本没有触动这个预设。自数字技术产生以来，这个理论前提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和挑战，比特之城（威廉·J·米歇尔）、媒体城市（斯科特·麦奎尔）、赛博城市等都基于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展示了数字时代媒介与城市关系的更新。尽管侧重点各有不同，但一个共同点在于，它们都超越了大众媒介采用抽象符号远距离传送作用于人之意识以改变观念的层面，而将媒介视为创造虚拟空间、即时即地促发社会交往行动、打通人与物等等的建构性力量。
正如麦奎尔所言，自柏拉图以来被芝加哥学派延续的媒介再现论，在数字技术的冲击下开始崩塌。与这些数字城市形态相比，代码软件塑造的可编程城市有何刷新呢？可编程城市意味着“现实是可编程的”，城市因此并不先在于个体的存在，“人、数字和物质的结合形成世间生活的新样态”，扫码就是对于城市的编程，城市存在于我们每个人无数次的扫码中，我们每个人的存在也经由编程不断地更新中。媒介对于城市的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于其以动态地编织、转换城市系统、输入和输出数据（信息）的中枢作用，成为生成城市、直接驱动城市运作的动力和机制。
这种由代码软件激活的新型城市形态可视作为数字沟通力的最新表现。所谓数字沟通力是指，依托媒介感知、互联、相遇、结合、转化的特性，以促发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的互联互动、共生共长为目标的，数字技术增强、创造社会多个层面的交互能力。本文以“可编程城市”为核心概念，聚焦城市的数字沟通力，基于当前中国城市居民的扫码行为，考察当前应用场景广泛的三种二维码类型——交通码对应于日常生活、支付码对应于经济金融、健康码对应于公共治理，描绘并分析扫码作为一种新型媒介实践，呈现出的人与城市的一种新型关系，由此讨论数字技术对于城市生活的再造，以及在这个城市转型进程中遭遇的矛盾、危机及可能的解决方案。在此，扫码首先被视为大众的一种媒介使用，其特殊性在于，不仅是接受信息，而是接入多重社会系统；更进一步地，本文将扫码视为当前人与媒介关系的一个象征与隐喻，文章的讨论不仅限于扫码的具体行为，更涵盖代码软件在城市社会中的新型交互能力。
现金式货币正在急速地从当代中国城市生活中退隐。2017年7月16日《纽约时报》报道：“在中国大陆的城市里，几乎所有人都在使用智能手机支付各种费用。”服装店、早餐铺、出租车、甚至街头的艺人和锁匠都挂出了二维码，接受移动支付，现金被“系统、快速地终结了”。 这篇报道甚至使用了一个有些决绝意味的标题：“在中国使用现金？你已经过时了”。这种状况被世界主流媒体视为新闻予以报道，说明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推进无现金社会较为突出的国家。
在当前中国城市生活中，扫码已经替代现金成为普遍的交易方式，根据2020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展的人民币现金收付与流通环境调研，超过七成受访者表示已习惯非现金支付，而现金的流通速度、周转速度都在减慢，流通中现金占GDP的比重也稳步下降。很多商家鼓励扫码交易，甚至有拒绝现金交易的倾向，常以无法找零等理由让消费者采用电子支付，这对于不习惯使用智能手机、不会安装支付软件的老年群体来说，被拒收现金成了生活中频频遭遇的尴尬经历。如许多网友反馈，全家便利店大多数门店在保有营业员的前提下，都会婉拒顾客在柜台结账，劝导甚至强制其自助结账，即使用二维码付款。研究者在调研中发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全家总公司要求每个门店上交营业中的数据，如果使用尚未实现数据连通的柜台付款，门店需要自行申报数据，而自助结账机的数据是自动上传至总公司的。扫码付账不仅可以减少人力成本、缩短排队时间，还具有开发用户数字踪迹的巨大价值，这是商家收集数据的动力。每一次扫码支付，不仅仅产生了一次交易信息的全套数据，涵盖时间、金额、交易对象、交易类别等，也包括了对个人行为轨迹的定位信息。看似简单的支付方式的变化，呈现的是货币之于城市影响的巨大变革。对于城市而言，货币是比报纸更古老、更基础性的媒介。其变迁与人类社会形态更迭有重要关联，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经济亦可称为货币经济。在货币发展史中，有两个显著的趋势，一是货币形式越来越趋向于去物质性；二是勾连社会各个系统的范围不断扩展，辐射力日趋增强。实物交换转变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交易，这为商品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货币从分量重、分割不易、携带困难的贵金属转变为纸质货币，是一次重要变革。这个过程与信息媒介从古代的石碑、竹简到羊皮纸、丝绸、莎草纸直至印刷品的转变，颇为相似。这种去物质化的倾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追求携带、流通的便利与高效。当今无现金社会的出现，意味着货币在物质性上的不断隐形正在走向一个极致，渐渐地失去物质形态，成为完全抽象的数字。这个变化是以数字技术的发展来实现的，支付码的交易，就是抽空货币物质性的集中表现。货币的去物质化倾向，从两个方面增强了社会系统的关联性。其一是促进了货币的全球流通，整个社会的沟通性越来越强，越来越被全球金融网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城市的流动性与彼此的依赖性同时增强；其二，人、物、环境的数据化趋势愈发明显，一次扫码就意味着关乎人、物、环境的大量数据产生，支付码通过数据网络将消费活动与个人和社会的所有生活关联在一起，这种高度的关联性引发了社会文化层面的变革。在社会层面，如互联网金融的垄断经济、个人隐私泄露等等，都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在文化层面，货币夷平、掏空一切的特性，愈发增强了。当今城市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扫码支付现象，使得人们直观地感受到货币的去物质化倾向，但这种货币形式的去物质化倾向，却并非它表面上显露得那么简单，在去物质性的表象背后，是货币裹挟着更多社会元素的融入，只不过这些元素是以数据化的虚拟方式进入金融信息系统。如上所述，以一次便利店的扫码支付为例，几秒钟的扫码，进入系统的并不仅仅是消费的交易金额，而是连带大量的相关信息也进入数据系统，如消费者身份信息、购物地点的位置信息、消费的物品信息、消费金额信息等。每一次扫码付费都可视为是对城市的编程，形成了城市系统的循环和多重反馈。如商店的配货系统、外卖平台的生产和配送系统、广告商的营销系统等，都可能依据扫码支付的编程信息形成自身的反馈，促发线下行动的发生。所以货币隐形只是就形式而言，这种不断地隐形，是为了更有效地作为底层媒介彻底打通世间万物，以形成围绕着货币运作的城市金融系统。这种由扫码支付参与其中的城市消费信息系统，典型地呈现出城市可编程性的特点，扫码是接入代码软件系统的编程行动，城市金融系统正是依赖这种编程得以存在，并且不断地输出信息引发实体空间的实践。这种新型消费系统的运作，不但支撑了城市消费的循环，更延伸出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如支付宝推出的“年度账单”，以扫码支付为基础，裹挟多重信息，不仅展示了个体消费轨迹、类型、数额，还通过“最贵的一笔消费”“最常光顾的店铺”“点夜宵和外卖的次数”等等突出个人生活方式的数据统计，给个体建立自我认同、社会圈层定位、与他人作比较等，提供了异常丰富、史无前例的信息，是所谓“我买故我在”的数字时代翻版。可以看到，隐形的数字货币，经由扫码，牵引出更多、更复杂的物质性、社会性。如今，移动支付已成为人们生活中最常用的支付方式。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达8.54亿，比2019年6月增长了34.9%，网民移动支付的使用比例由2018年底的72.5%提升至86.4%。移动支付规模的爆发性增长催化了外卖、点评等新型行业的快速崛起。一方面，移动支付不仅取消了现金，还意味着消费者和商家无须在同一时空下进行交易，其广泛使用为提前点单、线下取餐、外卖送餐等新型消费习惯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移动支付最大的特点在于，通过具备数据搜集和传输功能的移动终端设备和移动通信网络，让每一次消费行为所关联的支付时间、地点、金额、内容等迅即转化为可以被储存和处理的数据，这些数据又被分发到多重系统：商家通过分析这些数据调整服务和营销的策略；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依据实时点餐数据分配不同区域的骑手、给不同类型的消费者绘制“数据画像”、调整个性化推荐内容；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将每一次支付行为的数据同个人在不同场景下的消费甚至贷款、理财等行为相关联，形成对个人消费习惯的全面追踪，并可以追溯从商户到供应商全渠道的海量数据，持续巩固其在移动支付领域的垄断地位。可以说，每一次移动支付，都被接入多重复杂的技术和社会系统里，形塑了城市交易的形态和方式，而不同系统之间互联、互通和相互转化的能力，正展现了可编程城市的数字沟通力，为商品的交换和流通重新划定了范围和边界，既可能极大地激发经济活动的活力和创造力，也可能带来诸如信息盗取、隐私泄露、巨头垄断的新问题。
在论及城市的首要因素时，帕克将交通、电车与通讯、报纸等相提并论，这呈现了芝加哥学派对于城市的一种理解，城市的聚集性、流动性，既体现在地理学意义上的物理空间层面，也包括信息、观念和心理层面，这两者的合并就是城市有机体。“由此看来，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城市——包括它的地域、人口，也包括那些相应的机构和管理部门，看作一种有机体、看作一种心理物理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不仅能够表现出来，而且互相是联系在一起的。” 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E.W.伯吉斯（Ernest W. Burgess），提出了同心圆理论，以描绘大城市市民居住区域和活动区域的分割与流动，他认为“集中与疏散，或称向心流动和离心流动”是城市发展中“互为对立与互为补充的过程”。城市的实体交通与媒介的信息传播，在芝加哥学派那里呈现为一种既联系又区隔的状态，对此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ry)评价道:“在电报与铁路齐头并进的发展中，社会有机论者认为，传播（communication）与交通（transportation）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的神经与动脉之间的关系：通过传播的控制机制，一个完全由大脑控制的社会神经系统，就从人与物的物理性移动中分离出来了。”这种分离的原因是，“他们看到了传播技术在发展过程中改造社会的能力。用杜威的话来说，将由工业创造的大社会（great society），改造成大共同体（great community）”。 纵观历史，交通（实物的传送）与传播（信息的交换）的聚合与分离都与城市发展有关，现代性城市崛起，有赖于交通技术的发达，大量农民迁徙到城市中；异质性人口聚集于城市，要依靠大众媒介的传播以整合为一个共同体。有学者因此将传播（communication）的第三层含义理解为“心灵的交通工具”，大众媒介研究集中在这个层面。而第一层是面对面的沟通；第二层是指物质的交通工具。大众媒介的发展就是以这种分离为基本预设的。自此，传播与交通渐行渐远，城市分成两半，一半在实体空间中，一半在虚拟世界里。如今用几秒钟扫一下交通码，就实现了一个“壮举”：史无前例地将分离很久的交通与传播融合在一起了。大众媒介研究把传播切割为虚与实两个部分，并且将自身的关注点集中于征服时空的虚拟信息传播方面，但城市的现实运作，却一直是交织着实体空间的实物与虚拟空间的信息的双重流动。在数字技术产生之前，电报、电话等通讯技术广泛地应用于公交、铁路、飞机等现代化的实物运输中，这种方式也实现了城市实体系统和信息系统的交互，但这种基于传统技术的交互，无法实现技术系统内部的自行运转和即时反馈。扫码，则开启了数字时代城市各种系统的新型交互方式。日常通勤使用交通码，只是在城市实体空间运输实物的一个特例，它背后的技术支撑是通过将万物的数据化，在一个系统里勾连实体空间和虚拟世界的双重移动。有研究者观察到，当前代码技术广泛地用于“搬运世间万物”，已经造就了“世界的物流化”，“工程师、城市规划师、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得不根据物流业重新界定世界的本体论”。 数字技术塑造物流的关键点在于，“把人体或物体的物质性或过程转化为连续性的数字、数据和算法流。——用上代码、传感器和算法以后，物流会调节这一切要素”。将物质运动与信息流动整合到一个系统里，城市运作出现了新的机制。如在中国大陆广泛推广的城市大脑，就是一种典型的城市实践。所谓城市大脑，指“基于城市生命体理念，以系统科学为指引，将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数据（包括政府数据、企业数据、社会数据、生态环境数据、互联网数据等）汇聚起来，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数据构建的平台型人工智能中枢”。以中国第一个建设城市大脑的杭州市为例，它的城市大脑建设就是从整治城市交通开始的。以“治堵之城”为目标，2016年4月起，杭州城市大脑开启了用大规模数据改善城市交通的探索，通过对摄像头获取的实时交通数据的分析，让信号灯根据即时交通流量自动优化路口时间的分配，提高了车辆通行的速度和效率。2017年10月11日，杭州城市大脑交通系统1.0版发布。自此，杭州城市大脑建设从“治堵”转变为“治城”，2019年9月30日，杭州城市大脑数字驾驶舱上线运行，实现了“用一部手机治理一座城市”。同年底，云栖工程院发布杭州城市大脑中枢系统架构V3.0和便民惠民应用新场景，提出打造“全国数字治理第一城”目标。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杭州城市大脑的一个重大举措是，2020年2月11日“杭州健康码”上线。交通码和健康码的原理和应用有很大差异，但他们共享一个技术基础，即，将世间万物数据化，并在此基础上打通实体物理空间和虚拟信息世界。这种打通具有即时的现实干预性，在提供给市民出行便利性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如隐私保护等新问题。简略地回顾城市公共交通票务发展的历程，比如从售票员随车售卖纸质票，到自动贩卖机出售电子票，上车自行刷公交卡，很容易让人感觉，这只不过是小小的技术进步，人工售票转变为电子卖票、自行刷卡，节省了人力、提高了效率，城市生活更加方便而已。事实上，扫码通行，并非像表面表现得那么简单，看似简单的扫码动作，蕴含了技术带来的颠覆性变革，呈现出数字技术在当前最重要的突破。实现扫码的一个重要技术前提是，给世间每一个存在物都打上码，不但人，建筑、树木、货品统统都有属于自己的电子身份证，而且连其位置或移动的轨迹都数据化了，即数据化一切以达至万物互联。从技术范畴看，扫交通码属于传感技术的关键应用之一，就是用仪器感知“人以及物体、商品、内容和资源的物流……把人体或物体的物质性或过程转化为连续的数字、数据和算法流”。从这个视角看，停车场里扫码停车缴费（智能泊车、共享泊车），以及城市公共空间中设置很多高清摄像头、传感器，以协调、管理人及物的流动，都可视为宽泛意义上的扫码：把人的身体和行为数据化并纳入智能交通系统里。这些传感器应用代码软件技术控制的城市交通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线上信息的汇总处理，可以即时反馈为线下的行动，如此形成一个动态的调节系统。以运营线路总长705公里、位居世界首位的上海地铁为例，2019年开始以5G作为新型基建的底层技术，为整个信息的基础性设施带来革命性升级，给以地铁为代表的轨道交通体系智能化转型、海量连接与庞大数据资源带来新的基础能力。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简称进博会)为例，整个系统这样整合相关信息，以完成对空间实时交通的控制：结合BIM站台、站厅客流适时热力图，反映客流拥挤情况；进博会场馆热力图，反映场馆整体客流情况；进博会客流场馆导流示意图，展示当前场馆导流情况；根据历史数据进行常态分析；判断全天客流趋势，对进博会相关三线地铁运营客流进行十五分钟后的预测和预警。 这个个案呈现出扫码作为城市编程的一种媒介实践，通过扫交通码（主动或被动）接入城市信息系统；系统处理信息，适时调节、反馈线下交通整体状态。交通码集中体现了数字技术对人类感知和控制自身及环境能力的革新，人、物、环境经由传感器、软件程序、算法规则转化为可以处理、分析和计算的数据，并迅疾形成对物理空间的实时干预，由此，人与机器合作，不停歇地编程城市，动态调节日常生活的轨迹和节奏，持续调配人与物流动、交互的可能性。
“牛痘疤”或可被视为最早的“健康码”。历史学家麦克·威尔利奇（Michael Willrich）在《天花：一段美国的历史》（Pox: An American History）一书中提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爆发严重的天花疫情，各地的学校、工厂、政府办公场所和海关入境处都把接种牛痘疫苗留下的疤痕作为通行凭证。比如，1903年，缅因州颁布行政令，规定没有疫苗疤的人不得去伐木场工作；宾夕法尼亚地区几家钢铁厂的30万员工及家属都被厂主要求接种疫苗，以痘疤为证，没有疤的则立刻强制接种；在印第安纳、芝加哥等地，公立学校拒绝录取手臂上没有疤痕的孩子，接连引发了多起家长游行事件；在纽约港——从1880到1924年间有1600万移民从这里进入美国，他们能否入境首先取决于胳膊上有没有清晰可辨的牛痘疤痕。 尽管当时政府、医疗机构和私人医生也会出具纸质的疫苗接种证明，但由于造假泛滥，大量伪造的接种证书和医生证明在地下交易，于是手臂上种牛痘留下的疤痕竟成了通行的凭证。在纽约、波士顿等疫情最严重的大城市，卫生检察人员干脆不看接种证明，只看手臂上是否有那枚圆形的疤痂来决定是否放行。由此，疫苗疤痕逐渐成了进出公共场所、参与公共生活的唯一通行证。就像今天在商场门口、车站入口，人们会习惯性地掏出手机“亮健康码”一般，在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居民养成了看见边境的医疗检查员、校门口的护士或火车出发站的售票员，就卷起袖子“亮疤痕”的习惯。牛痘疤取代纸质的接种证明成为天花疫情中的通行证，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身体的理解。最早提出将痘疤作为唯一通行凭证的芝加哥医学专家詹姆斯· 海德（James Hyde）在文章中写道，但凡有些经验的卫生官员都不会相信纸质接种证明，痘疤作为身体上“不可磨灭的印记”才是“最确定的、无法被伪造的标志”。换言之，肉身之躯是最真实的，媒介（接种证明）则是对这个实体的再现，可能造假、扭曲、变形。而在数字时代，这一关系被彻底反转了，身体与技术机器的互嵌创造了新型的主体。健康码设计的初衷也是为了替代纸质凭证，方便记录和管理。早期的健康码曾同样面临“伪造”问题，如杭州市政府多次发布过“不诚信填写‘杭州健康码’信息的人员名单”，对不如实申报行程信息和健康状况的居民进行通报批评。随着健康码接入的数据总量和类型越来越多，系统不再只依赖用户输入的信息，而是通过查询和比对身份、户籍、行程轨迹、核酸检测结果、疫苗接种情况等来自卫生健康、工信、交通运输、民航铁路等多个部门、包含不同面向的数据，自动评估感染风险。此后，健康码逐步发展成为疫情下证明个人健康情况、实现人员流动的唯一通用凭证。在这个新的系统中，人的自由行动，不仅需要肉身不能有发烧咳嗽的生命体征，更取决于健康码的数据记录，即便身体情况良好、各项指标正常，突发的疫情和变化的防疫政策都可能影响码的颜色，而只要码变成“黄色”“HongSe”，身体的行动就会受到限制。在这个意义上，电子的身体、数字的痕迹，比肉身和疤痕更具现实性。而每一次的扫码、亮码，都意味着新的数据被编织到系统中。2021年9月，当福建泉州暴发本地疫情时，当地更新了健康码应用指南，对“亮码”和“扫码”的不同场景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大型商场、超市、美术馆、博物馆、银行等流动性大的室内场所，须在进出口设置扫码设备、严格实行扫码登记；而对于学校、政务服务中心、社区、小区等人员构成相对稳定的地方则进行分类管理，仅外来访客需要扫码通行；在公园、公路、码头等人群密度较低的室外场所，则亮码通行即可。类似地，2021年10月2日，沈阳市疾控中心发布提醒，要求出租车司机载客前不仅要核验健康码，还要扫码登记乘客信息。“扫码”和“亮码”的最大区别在于：每一次“扫码”都迅疾将新的行程轨迹和场所数据输入系统，并与扫码人的身份信息、地址等其他数据相关联。这意味着场所的管理方可以调用相关后台数据，查询和记录进出人员的信息，这对于人口流动性大、耦合性高，以及出租车等手机基站难以准确记录行动轨迹的移动场所来说，有利于在疫情出现的第一时间找到密切接触者，避免疫情扩散。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只是“亮码”即由人工核验健康码的颜色，甚至是不出示健康码、被动留下数字痕迹，也可能被编进健康码的技术系统中。2021年9月，部分福建居民的健康码由绿变黄，系统提示健康码异常的原因是“时空伴随”。根据官方的解释，所谓“时空伴随”是指“14天内，与确诊患者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网格内（通常以800米*800米为检测范围），共同停留过10分钟”，既可能是“身体上的擦肩而过”也可能是“通讯信号上的漂移”。而一旦被判定为“时空伴随者”，健康码的颜色会变成黄色，需要三天内两次间隔24小时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才能转为绿码。可见，一方面，对实时数据的动态处理驱动着个人行为的改变。健康状况、行程轨迹等不同面向的数据汇聚到健康码的系统之中，经其代码设定的规则和程序，生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新框架。14天、7天是重新评估疫情风险等级的周期，48小时甚至24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是多地黄码转绿的硬性要求，4小时的停留即会在行程卡的到访城市记录中留下痕迹，800米*800米网格内10分钟的轨迹交集则意味着“时空伴随”……这些由健康码及其所勾连的技术系统所设定的时空单位，影响了人们如何安排疫情下的生活、工作和出行。另一方面，个人的行为变化又被编码到程序当中，驱动着代码规则本身的动态调整，并重新组织人的日常活动和行为方式。如此循环往复，人的肉身行动和健康码技术系统的共同运作生成了城市新的时空尺度。从“牛痘疤”到“健康码”，体现了城市治理术基于身体之沿革发生的变化。数字技术彻底改变了人之身体性的存在方式，城市治理也得以开启新的面向。正如凯瑟琳·海勒（N.Katherine Hayles）所言，数字技术对于人之自由主体的含义发起了挑战，主体正在成为电子人（Cyborg），具有双重身体，“表现的身体以血肉之躯出现在电脑屏幕前的一侧，再现的身体则通过语言和符号学的标记在电子环境中产生”，并通过数字技术联系在一起，“表现的身体和再现的身体之间的重叠不再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是一种视具体情况而定的产物。技术已经介入其中，并且技术与产物的身份交织纠缠，以至于不再可能将它与完整意义上的人类主体分离开来”。健康码在给疫情防控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巨大争议，就是因为数字技术造成了人类主体性的根本变化，健康码不只挑战了人类“身体中心”的经验，更以激进的方式突出了“人的主体性的非中心性”，个体的身体、行为和互动，同万物、环境一起融入数字系统之中，成为构造城市时空的要素，由此牵引出纷繁复杂的法律、伦理等重大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因此所谓城市治理的新面向，既包含创新潜能，也埋伏着重重危机，需要人类的智慧给予创造性应对。
代码是世界的可执行书写，它对我们的生活和现实产生影响。由于其构造，代码处在持续不断的解构和重构的状态中，其结果并非完全预定。通过这一界面，以一种无意识、无预期的方式，我们栖居在一种可编程性的现实里。我们不断地扫码，就是在参与可编程世界的创造。研究代码技术的哲学家认为，我们是更新的存在物：“生存即是更新：更新并受制于更新。”我们在城市生活中的每一次主动或被动地扫码，都意味着在更新城市，也更新我们自己，人与城市，以这种方式连接在一起。这是人类文明几千年以来未曾实现的一个梦想，比如维纳控制论试图以计算机技术打通有机体的人和无机化的物与环境。正如许煜所言：“谢林和黑格尔的体系，以及贝塔朗菲、卢曼和冯·福尔斯特的体系，都一直渴望着这种社会的无机有机性，尽管他们没想到这会通过数字技术实现。”这体现了数字沟通力的基本含义，即勾连世间各要素并实现多重交互，包括：技术交互性，用户通过机器层面操纵机器的能力；文本交互性，用户和文本之间创造性和解释性的交互作用；社会交互性，个人或群体之间社会互动的能力；系统交互性，媒介系统对社会系统渗透、并予转换的能力。这种交互性最集中体现在，无机化的有机体与有机化的无机物的交互。当然，这个趋势在维纳们看来是美梦，另一些人恐怕要视为人类世的噩梦。比如上述城市大脑的建设，这种模拟人类神经中枢的、集中城市所有数据的技术平台，在很多方面充满了争议。但无论如何，数字沟通力开启了城市生活的崭新面向，比如个人与城市系统的连接、城市治理方式等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前中国大陆各个城市大都有一个集中政府信息传播、政策宣传及各类公共管理和服务于一体的数字平台，比如北京的北京通、上海的随申办、浙江的浙里办、福建的闽政通等。这个数字平台以一网通办的聚合性方式，将城市的政府与市民的联系实现了巨大转变，城市公共服务从多窗口转变为一码通；从大众媒介的信息传递，转换为代码软件的编程参与。由此，媒体城市的系统转变为码之城。有学者认为，在数字时代，我们可以借助计算机科学来理解新媒体的逻辑，在计算机科学中，可以找到一些新的名词、新的范畴和新的操作来描述媒体的可编程特征。我们可以从媒体研究推进到所谓的“软件研究”，即从媒体理论到软件理论。 公众对于码之城的权利，需要从培养数据基础设施的素养开始。所谓数据基础设施素养（data infrastructure literacy）,“不仅包括阅读和处理数据的能力，还包括解释、干预和参与更广泛的社会技术基础设施的能力”。通过理解和反思当下数据基础设施的运作方式——尤其是数据如何经由基础设施被创建、储存和处理，不同的软件、设备、硬件构成的数据集合体如何运作——公众以更主动和更具创造力的方式重新组织和配置基础设施，从而同“可编程的城市”形成更积极的关系，以达成公共利益。数字沟通力既是打开城市生活创新可能性的钥匙，也是应对潜在风险和挑战的关键。要解决当下城市化、数字化进程中纷繁复杂的问题，不能依靠削弱或拒绝沟通，而恰恰是在充分理解并参与可编程城市中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交互运作的基础上，才能重新获取对这个“不再以人为中心”的世界的权利。这个颠覆性的改变开启了一个新纪元，人、技术、社会之关系的重塑过程中，隐私、个体身份、人与非人智能主体的关系等等，都将被赋予崭新的内涵，自现代性以来确立的人文主义本身，正在遭遇前所未有之挑战。正如亚卡托所言，若要人类世——如今地球上人类时代的定义——这个新阶段生成一个更好的、可编程的世界，每个人的投入是必要的。（责任编辑：林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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